公元前326年美工招聘，“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君主赵肃侯赵语去世，他的儿子赵雍继承君主位，这就是中华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

历史没有记载赵雍的出生时间，但是根据他的生平事迹推断，赵雍继位时应该是个十余岁的少年。因此，他担任赵国君主之初无法亲政，赵国的权力掌握在以阳文君赵豹为首的宗亲和大臣肥义等人手中。

30多年前，秦国依靠“商鞅变法”迅速崛起，已经成为实力最强大的诸侯国，昔日的霸主魏国被秦国彻底打服，秦国由此开启了向东扩张的战略步伐。与秦国接壤的赵国、魏国、韩国、楚国这四个诸侯国感受到了秦国日益强烈的威压，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击。这些国家反击秦国的手段，就是由大纵横家苏秦提出并实施的“合纵”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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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苏秦的“合纵”战略构想，东方六国必须无条件捐弃前嫌，停止互相攻伐，集中六国的军事力量和国家资源联合压制住秦国，使秦国重新回到国弱民贫的状态。

可惜苏秦的战略构想过于理想化了。地处东方的老牌强国齐国是当时天下最富有的诸侯国，因其国土与秦国不接壤，因此对秦国的军事威胁感受不深。齐国的战略诉求只是想对占据宋国、燕国以及楚国的江淮地区，以扩大生存空间，所以对于苏秦“合纵”战略的态度始终犹疑。而地处燕山地区的燕国人口少、位置偏，时刻都在苦苦对抗赵国和齐国的压迫，因此对“合纵”战略有心无力。

更糟的是楚国的态度。秦与楚历代联姻，既有争斗又有妥协，楚国参与“合纵”的目的是为了换取与秦国的利益筹码，一旦利益足够，楚国将毫不犹豫地脱离“合纵”联盟。

因此，苏秦“合纵”战略的中坚力量就是赵魏韩三国。赵魏韩三国当初在瓜分晋国之时，其势力范围交错纠缠，导致了这三个国家的国土都呈现狭长的东西走向，极易被拦腰截断，基本没有战略纵深。这也是战国初期，魏国独大之后，执着占领秦国的西河地区，并且不断对赵国和韩国用兵的原因，为的就是扩大国家的战略纵深，改善国土狭长的窘境。

之后魏国被秦国击败，赵魏韩三国不得不重新抱团取暖，可是国家实力衰退，已经无法对抗崛起的秦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年少的赵雍继承了赵国的君主之位。除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外，赵雍不得不面对主少国疑、权臣强势的不利局面。

自从三家分晋以来，各诸侯国更加无视周天子的权威，纷纷效仿楚国，自行提高自己的地位。公元前337年，秦国国君嬴驷正式称王（秦惠文王）；公元前334年魏国国君魏罂正式称王（魏惠王）；同年齐国君主田婴齐正式称王（齐威王）。等到了赵雍继位2年多后的公元前323年，韩国君主韩康正式称王（韩宣惠王）；燕国君主（姬姓，名字不详）正式称王（燕易王）。

至此，战国七雄已有六个国家称为王国，只剩下了赵国依然是侯爵诸侯国。不久赵雍也顺应形势，宣布称王。可是很快赵雍便放弃王号，重新自称“国君”。不是赵雍不想称王，而是因为赵国自立国以来，长期遭受魏国、秦国的压迫，国力实在弱小。为了不招致其余国家的打击，赵雍不得不委曲求全，自甘放弃称王的虚名，以蛰伏等待时机。最终直到赵雍去世，他也没有称王。因此，他的王号是他儿子赵惠文王赵何追封的。

即使赵雍如此小心低调了，但还是迎来了他当国君时期的至暗时刻。

公元前318年美工招聘，在苏秦的策划与联络下，赵、魏、韩、楚、燕五国组成“合纵”联军，号称50万兵力，对秦国的东大门函谷关（今河南三门峡市灵宝市）展开攻击。这次“合纵”联盟一开始就不顺利，齐国本来信誓旦旦要加入联军，可实际上齐国军队始终在自己的边境打转，根本就是做做样子。结果只有五国联军抵达函谷关城外。

这次作为“合纵”联盟盟主的是楚国的楚怀王芈熊槐。可是这位楚国国王只是以兵临城下的态势压迫秦国同意退还占领的楚国国土，毫无开战决心，这就导致了联军的后勤保障松懈而错漏百出。50万联军在函谷关外示威了数天，就是不主动攻城。秦国守关大将樗（chū）里疾趁机派出奇袭部队切断楚军的后勤保障通道，然后主动开关迎战。结果联军中的楚军首先仓惶撤军，其余四国军队也不战自溃，将这次“合纵”联盟搞成了一场闹剧。

瓦解了“合纵”联盟的秦国随即将报复目标对准楚国，先是在外交上压迫楚国屡屡犯错，然后秦军翻越秦岭，一举攻下楚国的汉中郡，迫使楚国割地求和。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将司马错出征蜀地，灭掉原本依附楚国的巴国和蜀国，将成都平原收入囊中，秦国实力再次大大增强。

秦国在各国的畏惧目光之下，派出天才的外交家张仪出使东方六国，推行“连横”战略。

所谓“连横”战略其实就是各国与秦国分别结盟，利用秦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去讨伐其他国家以牟利。这个“连横”战略从根本上就是利用东方各国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明显对秦国极为有利。可是“连横”战略正好符合齐国的战略构想，秦国与齐国随即结成联盟，一下子使其余五国顿时陷入齐秦两国的东西夹击之下。

张仪充分利用其余五国的恐惧心理，展开了外交讹诈。公元前311年，张仪来到赵国国都邯郸，拜见了赵国君主赵雍。张仪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段，对赵雍展开了威逼利诱：秦国受到赵国强大威胁，不得不强国自救。如今秦国与楚国、韩国、魏国和解，齐国更是我们的盟友，赵国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独木难支。如果出现秦国与这些国家联合攻赵的极端情况，您如何抵挡。不如赵国和秦国结盟，可保国家平安。

明明知道这是张仪赤裸裸的政治讹诈，赵雍却不得不屈服，因为张仪口中的危机局面在140多年前就出现过。公元前456年，智氏与魏氏、韩氏三家攻赵，要不是智氏压迫过度，终于导致魏氏与韩氏反水，赵氏的国运因而反转，当年的晋阳之战中赵氏必将会失败亡国。张仪的政治讹诈恰恰击中了赵国的软肋，使得赵雍当即与张仪约定盟约。

不久之后，赵雍亲自率领外交使团赶到秦赵边境的渑池（今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与秦惠文王嬴驷会盟。赵国以割让河间地区（今地存疑）为代价，换取了屈辱和平。

仅仅凭借几句威胁辨辞，就割让出去国家大片领土，这对任何一个君主来说都是奇耻大辱。赵雍已经继位15年，正是30岁左右的血性年纪。不甘心受辱的他终于在四年后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

赵国的国土东西狭长，不仅在西部边境承受着秦国的不断压迫，而且在漫长的北方边境上，还有少数民族的楼烦部落、林胡部落不断侵扰，因此国防压力极大。幸亏楼烦部落和林胡部落依然处在奴隶社会时期，还没有形成集权国家，仅是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存在，对赵国边境的袭扰规模不大。但是即使如此，赵国北方边境的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

顺便一提，以后雄霸北方草原的匈奴人此时还在蓄势时期，其生存的位置大致还在楼烦部落和林胡部落更西北的地区，仅在河套地区与秦国北方边境有接触，匈奴的势力范围还没有与赵国接壤。直到大约50年后，匈奴人向东征服了楼烦部落和林胡部落之后，美工兼职才对赵国的北方边境构成威胁。等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秦帝国的整个北方边境全线受到匈奴人袭扰，终于引发了长达300年的汉匈拉锯战。

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斗中美工招聘，赵国因为军事战术、后勤装备的问题，屡屡战败。赵雍敏锐观察到少数民族的军事优势来自快速的机动骑兵，以及弓箭的远程攻击。而赵国传统的战车列阵、步兵冲锋等兵种战术，在少数民族快速的骑射战术之下，只能被动挨打。于是赵雍下决心效仿少数民族，对赵国军队进行全面改造，这就是历史著名的“胡服骑射”改革。

可是若想让军队弃战车长矛，改为骑兵射箭，汉族人传统的长袍宽袖的服装样式就必须同样改为少数民族短衣窄袖的服装样式，如此才能方便士兵在战马上完成战术动作，而这可比军事战术改革难多了。

更麻烦的是，汉族人的服饰崇右，男子服饰都是“右衽”，即左衣襟压右衣襟。而少数民族的服饰正相反，是右衣襟压左衣襟的“左衽”样式。

“右衽”与“左衽”的区别是因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生产方式造成的。

中华的农耕文化中，农人在使用锄头等农具时，一般是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发力，用力方向是从左向右，这样“右衽”的襟口方向与用力方向相同，就不会在农耕时造成不便。

而少数民族在战马上射箭时，一般是左手持弓，右手拉弦，弓弦紧贴胸口，当弓弦松开箭射出时，“左衽”的襟口与弓弦复原的方向一致，这样襟口就不会对战术动作产生阻碍。

赵雍改造军队的构想，基本得到了赵国统治阶层的认可，毕竟如此可以带来军事实力的大幅提升。然而发展骑兵就必须将传统的“右衽”服饰改为“左衽”，这可大大伤害了赵国民众的民族情感。

孔子曾经在评价齐国名臣管仲时，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如果没有管仲抵御东夷族，我们恐怕就要被少数民族所征服，像他们一样头发散开，衣服左衽了。由此可知，在孔子眼中，衣服“右衽”象征着中华文明的道统所在，是非常神圣的事情。

对这样象征意义极高的传统服饰进行改变，赵雍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可想而知。

赵雍的叔父赵成是坚决反对进行服饰改革的代表人物。为此，赵雍先后两次劝说叔父赵成接受“胡服骑射”改革，第二次干脆放下国君的颜面，亲自探望在家养病的叔父赵成，言辞恳切地劝说道：我国四面皆敌，甚至连东北方的小小中山国，在齐国的暗中支持下，竟然差点攻陷鄗（hào）城（今河北邢台市柏乡县）这样的边防重镇，简直是奇耻大辱。如果不对军队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国家前途堪忧。叔父您一味执着于服装样式这样的小事，而忘了国家大局，真让我意外。

赵成被彻底劝服，第二天就带病穿上“胡服”去朝堂议事。赵雍的“胡服骑射”改革由此被坚决贯彻下去。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急剧提高。

公元前306年，也就是赵国实行“胡服骑射”改革一年之后，国君赵雍亲自率领改造过的全新赵军向北、向西两个方向深入胡地，一举征服数个少数民族部落，开辟出大片新领土，设置了九原郡、云中郡、代郡三个北方边郡，并沿阴山一线修筑了夯土长城，基本稳定了北方边境的安全。随后，赵雍开始了征服中山国的准备。

中山国位于太行山东麓，是少数民族白狄族建立的政权，正好紧紧卡在赵国的东北边境上，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中山国曾经在战国初期的公元前408年被魏文侯魏斯所灭，但是由于中山国与魏国不接壤，是一块“飞地”，治理起来非常不便。结果不到30年之后，中山国就在齐国的扶持下复国。齐国之所以支持中山国复国，就是让中山国楔在赵国和燕国之间作为牵制，为齐国的“北扩”战略发挥作用。

赵雍在继位之初就想彻底拔除中山国这颗“钉子”，可是赵国的实力无法实现这个战略设想，随后秦国又让赵国受到了各地求和的屈辱，赵雍根本无暇顾及到中山国。其实，赵雍之所以进行“胡服骑射”改革，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军事实力，以征服中山国。由此可知中山国的存在对赵国国防造成了多么大的威胁。

公元前305年，巩固了“胡服骑射”改革成果的赵雍下令对中山国展开全面进攻。经过4年断断续续的攻击，赵国军队终于艰难占领中山国的都城顾城（今河北保定市定州市），中山国王弃国逃亡弃国。中山国这块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由此并入赵国。

“胡服骑射”改革之后，赵国骤然成为战国时代的军事强国，在赵雍的开拓之下，国土面积大大增强，向北方形成广阔的战略纵深，彻底改变了原来国土狭长的不利局面。

然而，为赵国奠定强国基础的赵雍随后却犯下致命错误，造成了他个人悲惨的人生结局……

“胡服骑射”改革在中华历史上，甚至中华文化史上都是重大事件，因为其标志着中华文明兼容并蓄、进取扬弃的积极特点。可是清帝国末年之前，历代史学家对“胡服骑射”都没有特殊宣扬。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一般都会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评述，可是在记述“胡服骑射”时，却没有片语议论。不仅如此，司马光弱化了“胡服骑射”的具体细节，反而对赵雍第一次劝说叔父赵成的话进行了重点强调，只是因为赵雍话语的含义高度符合儒家理念。

赵雍这段话大意是：长辈主持家务，国君主持国务，改穿胡服这件事叔父应该听我的。治国以善待百姓为先，改穿胡服这件事就是明显的善政，连底层百姓都明白，因此想要坚决执行，就必须像叔父这样的国家高层人物先遵守新政。

赵雍的话中将儒家的等级制度、德治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难怪司马迁要细致记述。然而“胡服骑射”改革的细节却明显是违背儒家“崇古”、“法古”的根本原则，已经无限接近法家思想了，因此必须要弱化描述。

就是这样，赵雍及其他的“胡服骑射”改革被历代儒家学者刻意压制。直到清帝国末年，民主先驱、大学者梁启超将赵雍评价为“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这个评价有两层含义：一是仅次于黄帝的伟人；二是黄帝之后出现的第一个伟人。无论哪一个含义，梁启超对赵雍的评价都是至高至尊了。

在儒家“圣人”体系中，黄帝之后是尧舜禹，又之后是汤文武，再之后是孔孟，这些人的生活年代都早于赵雍。可是偏偏梁启超却将赵雍拔高到仅次于黄帝的位置，明显是在贬低儒家“圣人”体系。

这是因为作为“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的梁启超，宣传现代民主思想是他主张进行“戊戌变法”的思想根基，而现代民主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尖锐对立，非此即彼。因此，梁启超必须在中华历史上找到一位锐意变革、勇于突破传统的典型人物大加宣扬，而且这个人物还必须是被儒家理念刻意忽视甚至贬低的人物。于是赵武灵王赵雍就成了这个典型人物。也就是说，宣扬赵雍，宣扬“胡服骑射”，就是破除儒家陈腐理念。

正是因为梁启超对赵雍的至高评价含有这样的不客观因素美工招聘，使得赵雍成为中华历史上难以还原本来面貌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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